老杨家的院里，还摆着两架借来的犁，是边区农具厂去年新造的，看来大生产运动的成果确实到了村。

调查先从老杨家开始。进屋坐下，土炕上铺着粗布褥子，墙上挂着边区政府发的 “劳动模范” 奖状 —— 老杨 1943 年带头搞了个临时互助组，帮着村里缺劳力的户种了地，评上了模范。

老杨刚要喊老伴烧开水，罗指导员赶紧拦着：“别麻烦，我们问几句就走。你家有几口人？种多少地？去年的租子交了多少？”

老杨蹲在炕沿上，手里搓着自家种的旱烟，慢悠悠地说：“四口人，我跟老伴，俩娃，大的在边区运输队，跟着往前方送弹药，小的才十二，能帮着喂喂牛。

地有三亩，都是坡地，去年收了六石粮 —— 公粮交了一石八，这是边区规定的，按收成三成交；租子交了一石二，地主一开始要两石，后来我找乡上反映，按三成五的规矩算了。剩下的够吃大半年，开春还得借点种子。”

余念新在本子上记着，没急着追问，反而问：“开春种地，缺劳力不？去年的互助组还搞不搞？”

老杨叹了口气：“咋不缺？我这身子骨，刨地都费劲，去年的互助组是临时的，收了粮就散了。村里像我这样的，还有七八户，都是家里没壮劳力的。想再搞互助组，可没人牵头，大家也怕万一种砸了，互相埋怨。”

余念新心里有了数，又跟着去了隔壁的王婶家。王婶家更难，男人 1941 年在晋西北打仗牺牲了，政府给了烈属待遇，免了公粮，可家里就靠她跟婆婆带两个孩子，地只种了一亩。

“去年租了地主半亩好地，交了四斗租子，还算合规。可开春想再种点，种子都买不起，更别说雇人了。” 王婶说着，从柜子里拿出边区政府发的 “烈属证”，纸都磨破了，却叠得整整齐齐。

余念新没多安慰，只把情况记清楚，又问了村里地主的情况 —— 杨家塬就一个地主，姓刘，以前占了村里一半的好地，1942 年减租后，退了些地给农户，现在还剩十多亩。

老杨说：“刘地主现在不敢明着多要租子，可会耍心眼，比如借种子给农户，要按‘借一还二’算，这其实就是高利贷，只是没明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