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下午走了十多户，情况大差不差：劳力少、地不好、粮不够，还有几户被地主的 “暗债” 套着。余念新发现，村民一开始都拘谨，怕说多了惹麻烦，后来见他们只记录不指责，还帮着算 “减租后该少交多少粮”，慢慢就放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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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个老汉甚至拉着他说：“要是政府能帮着立个规矩，把互助组固定下来，再管管地主的暗债，我们就敢多种地了。”

傍晚，调查队歇在老杨家。晚饭是红薯粥就着腌萝卜，这是边区农村的常饭，干部们也没特殊待遇。

吃过饭，罗指导员召集大家整理数据。有个年轻干部说：“多数农户都缺劳力，光靠自家肯定不行，得把互助组搞起来，还得盯着地主的暗债，不能让他们钻空子。”

余念新接着说：“可以先搞固定互助组，按户组队，每户出多少劳力、种多少地，都提前说好，记在本子上，免得以后有纠纷。

而且得让村里信得过的人牵头，比如老杨，他是党员，又搞过临时互助组，村民都服他。另外，地主的暗债得上报乡上，按边区的规矩，借种子不能要利息，得让他们把多要的粮退回来。”

罗指导员没立刻说话，翻了翻手里的记录，过了会儿才说：“你这想法可行，跟边区政府的思路对得上。去年年底，边区就号召‘组织互助组，巩固减租成果’，只是下面落实得慢。回延安我跟边区民政厅提提，说不定能在杨家塬搞个试点。”

夜里，余念新躺在炕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白天看到的情况，跟他穿越前了解的历史完全对上了 ——1944 年的延安周边，减租减息政策虽已推行，但基层落实有偏差。

大生产运动虽提振了士气，但农村劳力短缺的问题没解决。互助组是个好办法，可缺组织、缺信任，要是能把这两层窗户纸捅破，不仅能多打粮，还能让村民更信边区政府，为以后的土改铺好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