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年四月，延河两岸的草刚冒绿芽，保育院的操场上，孩子们排着歪歪扭扭的队伍练合唱，歌声忽高忽低。

窑洞办公室里却没这份热闹，炊事班的人在门口称粮，教员们围着桌子誊账本，连走廊的角落都堆着一摞摞卷宗——上级要来了，教育厅的干部三天后会来检查保育院的管理和教育情况。

这种检查每年都有，可这次不一样。前几天陈指导员在晨会上说：“咱院是边区的模范保育院，报告得写细，孩子的纪律得整好，不能出半点差错。”

凌莎院长没接话，只让保育员多添了一盏油灯，这几天总独自坐在桌前翻那本厚厚的“儿童登记册”，里面记着每个孩子的家庭、健康，还有入学后的点点滴滴。

余念新这几天没去别处，就在办公室帮凌莎整理文件。他知道这次检查不简单——教育厅最近在推“边区学校整顿计划”，每个单位都得交“改进建议”，写得合心意，就是“思想端正”；写得不合，说不定就会被挑出别的问题。

下午阳光斜斜照进窑洞，凌莎叫住他：“小余，来帮我搬点文件。”她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衣，说话还是往常那样轻。

办公室靠墙摆着三只木档案柜，柜门上贴着手写的标签：“学生档”“物资账”“干部记录”。凌莎指着最右边的“干部记录柜”：“从下面那格，把去年的教育报告拿出来。”

余念新缓缓地弯下腰，小心翼翼地拉开柜门，仿佛里面藏着什么珍贵的宝物一般。他的指尖轻轻触碰着文件，感受着那微微的摩擦感。就在他准备拿起文件的时候，突然间，他的目光被一叠纸的最上面那张吸引住了。

那是一张打字稿，上面的标题清晰可见——《边区儿童教育改进建议书》。余念新心中一动，好奇地将它抽了出来。当他展开这张纸时，他注意到稿纸的边缘有一些手写的批注，字迹娟秀而工整，显然是出自一个细心之人的手笔。

他愣了愣，没说话，把报告和建议书一起递给凌莎。凌莎接过，扫了眼那行批注，又叠回文件里，放进抽屉。

没过多久，门外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，由远及近，仿佛预示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。果然，随着敲门声响起，门被缓缓推开，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