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发前一天晚上，郑主任找他去办公室，桌上放着支旧钢笔，笔身磨得发亮。“这是你父亲留在保育院的，当年修校舍时捡到的，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给你。”

郑主任把钢笔递过来，“少年班不比这儿，都是各地选来的尖子，别觉得自己是烈士后代就特殊，做事要踏实，少说话多观察。”

余念新接过钢笔，攥在手里：“我记住了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余念新背着布袋，跟另外两个被选上的孩子一起，跟着抗大的教员往凤凰山走。路上经过王家坪，能看见民兵在练操，炊烟从窑洞顶上飘起来。

马车走在泥泞的土路上，颠得厉害，没人抱怨 —— 大家都知道，这趟路是往 “干部” 的方向走，再苦也得扛着。

少年班设在凤凰山脚下，原是抗大第三分校的旧址，大门口挂着 “延安少年干部训练班” 的木牌，油漆掉了不少。守门的战士笑着迎上来：“新来的？去操场报到，王教员在那儿点名。”

操场上站着二三十个孩子，穿着各式各样的旧军装，大多比余念新大一两岁。王教员拿着名单，喊到 “余念新” 时，他上前一步，敬了个少先礼 —— 在保育院学过几次，不算标准，但动作很认真。

“延安保育院推荐，分去文化班。” 王教员在名单上画了个勾，“文化班重点学文书和政策，以后往机关助手方向培养。”

当天下午就开始训练。五点半起床号，六点晨跑，绕着操场跑三圈，余念新体力不如大孩子，落在后面，却没停下，咬着牙跟到终点。

早饭后是文化课，学识字、写报告，王教员教大家怎么写 “情况汇报”，要求 “字要工整，话要简洁，别写没用的”。下午学政治，讲 “三三制”“群众路线”，教员说 “以后去基层，得知道怎么跟老乡打交道，不能摆干部架子”。

晚上开思想会，每人说一句当天的收获，余念新每次都只说 “今天学了怎么写汇报，还得多练”，不多说也不少说。

宿舍是窑洞改的，六个人住一间，晚上点着油灯，有人抱怨饭太稀，有人想家哭鼻子。余念新没参与，坐在床边，拿出那支旧钢笔，用布擦了擦锈迹，试着在纸上写了几个字，笔尖还能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