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4 年六月，延安的山沟里还透着冷，早晨地上结的薄霜，要到午后才能化透。保育院的孩子们照旧早起扫院子、背课文、练体操，只是最近几天，教员们私下议论的声音多了 。

抗大要从各保育院选少年干部训练班学员，每个保育院最多推两人，十岁到十五岁，既要学习好，还得政治可靠。

余念新早从周叔他们那儿听说过这个班 —— 是抗大办的，专门培养后备干部，学的不只是文化，还有政治和组织原则。他知道，这是离开保育院、往更高层面走的机会，得抓住，但不能太急。

那天上午，郑主任召集教员开会，门没关严，余念新在走廊扫地，能听见里面的声音。郑主任说：“教育厅的文件说了，选拔看综合表现，思想态度比成绩重要，得有集体精神，不能太拔尖。”

有个教员说：“小余不错，字写得好，做事也稳。”

另一个教员迟疑道：“他太沉得住气了，不像个孩子，跟别人不一样，会不会让人觉得不踏实？”

余念新握着扫帚的手没停，心里有数 —— 在延安，“不一样” 容易被注意，也容易被质疑，接下来得更低调，少出风头。

下午自习时，邢指导员走到他桌边，放下一张纸：“小余，写份思想汇报，就说‘我为什么想当新中国的接班人’，明天交。”

余念新点头，拿起笔没立刻写。他知道这份汇报要送教育厅和少年班审核组，不能写空话，也不能太张扬。他琢磨了会儿，先写自己是烈士遗孤，从小在保育院长大，受党照顾。

再写看到边区老乡种粮辛苦，想学好文化，以后帮着搞生产；最后写 “想做对得起烈士后代的事，不辜负组织的培养”。写得平实，没喊口号，改了两遍才交上去。

三天后，选拔名单贴在院门口，余念新的名字在第一个。午饭时，有孩子羡慕地说 “你真厉害”，也有人小声嘀咕 “肯定是靠他爹的关系”。

余念新没搭话，低头啃着玉米面窝头，心里清楚，不管别人怎么说，从这天起，得更谨慎 —— 少年班不是保育院，规矩更严，盯着的人也更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