九四：好遁，君子吉，小人否。
形势大好的遁隐，君子吉利，小人则不会。
当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和牵绊，无所挂碍，轻松自在，隐居生活就变得很有趣了。但只有真正的君子才能享受如此美好的隐居生活，比如陶渊明，比如司马承祯，比如孙思邈。
而小人的想法太多了，不可能做到宁静致远，淡泊安隐。
也有君子欲隐而不得，比如李泌，他几度归隐山林，却几度应召出山。所谓大隐隐于朝，或即如是。
我们知道，佛家出世以求来生，道家避世以独善其身，只有儒家入世以天下为任。在唐德宗时期，三家思想流派中，唯一一个以入世为目标的儒学偏偏衰落了。当时朝野上下，几乎人人信佛，人人崇佛，哪还有儒学的插针之地？
唐宪宗时期，打算光大儒学道统的韩愈（768年－824年）上《论佛骨表》，极力劝谏皇帝烧毁佛骨，以免天下人被误导。结果皇帝阅后大怒，打算对韩愈处以极刑。幸好朝臣们认为量刑过重，纷纷劝谏，皇帝这才罢死刑，将其贬到遥远的潮州（今广东潮州市）担任刺史。
潮州古为闽越之地，是畲族公认的民族发源地，在唐朝属于蛮荒地带。韩愈被贬到这里，几乎相当于政治生命被判了死刑。
他究竟说了什么，引起皇帝的雷霆大怒呢？
原来，他为了引起皇帝警醒，开篇就爆出惊天大瓜，足足用了三百余字，援引汉明帝、梁武帝为例，力证人主奉佛不是寿短，就是位促。
这等于指着皇帝的鼻子大骂短命鬼，判一个欺君大罪不算过分。而唐宪宗只给了他一个贬谪的处分，已算皇恩浩荡。
韩愈只身一人，凄凄切切前往潮州制所潮阳，途中遇到了侄孙韩湘子，便写了一首更加悲哀凄切的七律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：
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阳路八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