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佑二年的状元既不是苏轼也不是曾巩，而是章惇的侄子章衡。

榜眼叫窦卞，探花是罗恺。刚才天幕提及之人，别说一甲不入，整体名次都不高。

没想到青史留名的反而是他们。

糊糊：“但这件事是野史，苏轼和曾巩两人的写作风格天差地别，绝对不可能错认。

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中出名的老实人，写文章一向以严谨着称，逻辑严密且四平八稳，引经据典务求毫无破绽。

苏轼则不同，他性格跳脱，写文章也是放飞自我，恣意狂狷且不拘小节，有战国纵横家们的古风，气势非常凌厉。

宋朝的考试并非如明清两朝那样用一张试卷定胜负，而是分成策、论、赋、贴经或墨义四场考试，计算总成绩后决定去留及名次。

苏轼科举时写的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引经据典方面存在很多错误，换个主考官必然落榜。

好在欧阳修不太关注引经据典方面的细节，才放了苏轼一马。

当时首先发现苏轼文章的是副主考梅尧臣，他对苏轼在文章中引用的三宥三赦的典故表示疑虑，便请教欧阳修。

欧阳修也对苏轼提到的关于上古时代尧和皋陶的典故不熟，以为苏轼从哪里看来的生僻文章，也就没有深究。

在他们看来科举这么大的考试，没有人会不重视，没有人会胡编乱造典故。

然而苏轼就是奇葩，这典故完全是他顺口编的。后来欧阳修和梅尧臣问他来源出处，他竟然来了句想当然耳。

实际上三宥三赦来自于《礼记》的记载，是周朝处理犯法的公族的法律程序，根本没有尧和皋陶的典故。

除此之外，苏轼在这篇文章中应用典籍原文错误也比较多。

比如他说‘《传》曰：赏疑从与，所以广恩也；罚疑从去，所以谨刑也’。实际上典籍中原文是‘故狱疑则从去，赏疑则从与’。

除了前面四个字，后面的也是在瞎编。

又比如他说‘《诗小雅巧言》：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；君子如怒，乱庶湍沮’。实际上典籍原文是‘君子如怒，乱庶遄沮；君子如祉，乱庶遄已’。

这里前后文写倒了，按科举打分来看算明显错误。

夸张点说整篇文章，除了苏轼的名字是正经的，其他主打一个胡编瞎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