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上，宿舍里只剩余念新一个人。他把那份旧表拿出来，铺在桌上，就着油灯的光，在笔记本上写：“1944 年 9 月，洛川租息表被改，四成改三成五，涉及农户七户，粮约三千斤。卢科长称‘为保任务’，未上报。”

写完，他把表折好，夹回笔记本最里面，又用线缝了几针 —— 这是他穿越以来，第一次直面体制里的 “灰色地带”。他没能力改变，只能先记下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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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上班，卢炳诚看起来轻松多了，还跟余念新开玩笑：“怎么样，没出事吧？以后多学着点，有些事，心里清楚就行。”

“我知道了，卢科长。” 余念新答。

接下来的日子，一切又恢复了常态。余念新还是每天抄表、核对，只是比以前更仔细，会悄悄把各县报来的原始数据，在笔记本上另抄一份。他知道，这些数据或许以后用不上，但多留个底，总是好的。

有天晚上，余念新翻着笔记本，看着那份改了数字的租息表，忽然想起在杨家塬调查时，老杨说的话：“政策是好的，就是到了下面，有时候会走样。”

以前他还不太懂，现在终于明白了 —— 走样的不是政策，是执行政策的人，是为了 “省事”“出成绩”，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了后面。

他合上笔记本，放在枕头底下。窗外的风刮得窑洞的门帘哗啦响，远处传来哨兵的脚步声。余念新躺在被窝里，心里很清楚 —— 在延安，在这个体制里，光有理想没用，得学会保护自己，学会在合适的时候做合适的事。

只有先站稳脚跟，以后才有机会，把那些 “走样” 的政策，慢慢纠正过来，让老百姓真真正正享受到好处。

第二天一早，余念新按时到科里上班。卢炳诚递给他一摞新的表格：“今天抄延川的，注意点，别写错。”

“好。” 余念新接过表格，坐下开始抄。笔尖划过纸页，发出沙沙的响。他没再想那份改了的租息表，也没再想卢炳诚的话 —— 他知道，现在要做的，是把眼前的事做好，一步一步来，慢慢等机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