洪武三年规定，报考科举者皆由本姓乡里举保，州、县申报行省印卷乡试。

洪武十七年重开科举，规定应试者皆由有司保举……县、州申府，府申布政司乡试。

既然报名要由本姓乡里举保或有司保举，当然就意味着是在户籍地报考，因举保要负连带责任，一般而言，只有在户籍地，乡里或有司才便于了解考生的情况而敢于举保。

比如王守仁，从小生活在北京，可能还说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，但只能回老家浙江参加乡试。

若一次不中的，还得折返好几趟。

但实际上当时对该制的执行并不十分严格，又由于种种原因，各地科举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考生不在户籍地报考的情况。

如洪武三年庚戌乡试，福建闽县人何文信中浙江第一名；浙江天台人朱文中在山东中式；建文元年己卯乡试，浙江叶善等九人俱外省中式。

永乐元年癸未乡试，浙江鄞县人张得中在山西中式，另有潘中等十二人俱外省中式；永乐三年乙酉乡试，福建郑回、陈骥俱江西中式……

大多是南方省份的‘卷王’在外省中式，没有一例是北方士子来南方证道。

永乐十八年庚子科，在河南乡试中式的省外人就分别有第50名举人直隶溧阳县儒士王琳、第97名举人直隶当涂县儒士詹万里、第168名举人福建莆田县儒士冯智。

既然有这种违规现象，那为什么在文献中罕见对其进行纠正和惩罚的记载呢？

主要是因为当时各直省乡试录取不拘额数，考生只要考卷被考官认定为合格就都有被录取的机会。

所以，尽管存在这种违规现象，但因并不影响当地考生的利益，中式人数多至少在形式上还能显示当地的文教水平和科举实力，民不告，官不究，朝廷对之也就采取了默认态度。

宣德元年，各直、省乡试开始实行定额录取，解额成为各直、省的稀有资源，特别是在科举发达直、省，解额就更成为紧缺资源。

遂有游学矫诈之徒见他方解额稍多，中式颇易，往往假为流移，冒籍入试，也就出现了科举发达省、直的考生到科举竞争相对较弱的省、直冒籍，即假冒当地户籍报考科举的现象。

这就直接损害了当地考生的利益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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